正當很多人都認為，我國什么都缺，但惟獨不缺乏勞動力時；正當我國大量的人力資源被閑置許多勞動年齡人口下崗、許多大學生就業(yè)困難時，有人口學家提出，我國人口紅利即將耗竭。那么目前我國的人口情況究竟如何呢？為此，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人口結構影響經濟增長
問：什么是“人口紅利”？它對經濟發(fā)展有什么幫助呢？
蔡昉：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含義即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當前，我國可以獲得的人口紅利對ＧＤＰ增長的貢獻率占到了２６．８％。從我國２０年的經濟增長分析，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２０年間，物質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２８％；勞動力（不含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在２４％；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資本，貢獻率為２４％；勞動力轉移的貢獻率在２１％。
勞動力的數量無疑是受到人口數量約束的。由此，人口轉變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不在人口的增長速度和人口總量，而取決于人口的結構。人口結構較好，社會就可以獲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以“總撫養(yǎng)比”做人口年齡結構指標進行研究，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００年我國總撫養(yǎng)比下降對人均ＧＤＰ增長貢獻率在２６．８％。撫養(yǎng)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我國人均ＧＤＰ則上升０．１１６個百分點，反之相同。
國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結論：被美國蘭德公司相關研究稱之為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的是，從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５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guī)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ＧＤＰ貢獻比例高達１／２至１／３。北美新大陸開發(fā)之初，人均ＧＤＰ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部分中，９０％至１００％可以歸于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優(yōu)勢。
為什么東亞沒有明顯的技術進步，但還是走向了經濟持續(xù)增長，并且最終走向了以技術進步促使經濟發(fā)展的道路？就是因為它的人口結構較好。而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蘇聯沒有此項優(yōu)勢，則經濟增長趨向遲緩。
我國人口結構優(yōu)勢不再
問：有觀點曾認為，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最高、增長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長到２０３０年，您認為目前我國的勞動人口增長形勢如何？
蔡昉：按照現有的人口發(fā)展變化曲線看，我國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如下：人口總量２０３０年到達最高點，為１４．０６億；勞動人口在２０２０年左右達到頂點，為９．２３億；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現在已經開始以極快速度下降，并將一直下降到２０１３年。同時，研究還發(fā)現，我國的勞動人口平均增長率并不像人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很高，今后一段時間內，甚至不如發(fā)展中國家的１．１％的平均增長率，僅僅是０．４％。同時，在人口結構中，兒童比例將會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會一直升高。屆時，我國由于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的資本積累現狀將不復存在。到２０５０年，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將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國會成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會，而且會越來越明顯。
利用優(yōu)勢解決將來問題
問：有國外學者提出兩方面的解決方案，一是改變生育政策，將現有的１．８％的生育率提高到２．２％；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經濟參與率。您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怎樣使我國的人口結構盡可能長地繼續(xù)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蔡昉：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稀缺，人口學家稱之為“劉易斯轉折點”。事實上，“十一五”期間，我們一定會出現這個轉折點。從總量看，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是我國非農產業(yè)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將持續(xù)下降。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將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趨勢性的、總量的，從勞動力市場變化也已經可以看出這一趨勢。從２００２年起，我國的真實失業(yè)率是在下降的，勞動參與率則從２００４年起開始上升。
“劉易斯轉折點”的出現究竟是好是壞，完全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夠預見到這個轉折的到來，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解好這個轉折，還取決于我們在政策上如何應對這個轉折，是建設和諧社會還是剝奪勞動者。
當我們有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增長模式：充足的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和資本積累時，就應當充分利用這一發(fā)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業(yè)。根據東亞各國的經驗，從勞動力優(yōu)勢促進經濟發(fā)展最終是可以過渡到以技術進步促使經濟發(fā)展的道路上的。
總之，在轉變增長方式，創(chuàng)造新的增長源泉時，應當充分利用我國當前勞動力無限供給為我們帶來的一個勞動率遞增延緩的緩沖時間，最大化就業(yè)，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發(fā)展教育與培訓，加快勞動力轉移，同時還要創(chuàng)造條件，清除勞動力轉移障礙，包括現存的制度性障礙，保持勞動力增長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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